杭州素来有“东南佛国”之称，五代吴越时期，历代钱王笃信佛教，致力于发展佛教，广修佛塔，开凿石窟，并参与或支持大量佛教造像的镌造活动。作为江南地区发现造像数量最多的飞来峰，藏传佛教、西夏、梵式、汉梵交融等问题始终占据了飞来峰研究的主流地位。但飞来峰中占有一定数量的汉式造像仍体现了自身的艺术特色。
作为菩萨造像头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宝冠的研究集中在样式以及装饰纹样上。飞来峰元代汉式菩萨的宝冠基本为多元素融合于冠面。宝冠样式主要为花蔓冠，冠面细密精致，冠中多化佛及个别宝瓶、火焰等。卷云纹占据了大部分的面积，牡丹花、优钵罗花和圆团形花式组合出现，并以卷草纹与造像后壁流畅衔接。即使冠面没有出现全部元素，整体仍繁缛复杂，鲜有空隙。同时又呈现一定程式化，主要表现在：第一，宝冠样式较单一且高大、下敛上侈特点明显；第二、繁复的卷草纹和卷云纹混合填满冠面的现象几乎出现在大部分菩萨宝冠上；第三、即使不同造像上出现有不同的花纹组合，但宝冠较为单一的样式加之具有相似性的装饰元素填充，使得宝冠缺少一丝变化与新鲜感。
飞来峰元代汉式菩萨宝冠多元素融合的特征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影响，即杭州地区传统、前代汉地造像以及梵式造像的影响。无论是造像题材、基础样式如卷云纹占据的面积、出现的频率等都在无形中反映了杭州地区本土传统的重要地位。而在宝冠样式上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博鬓冠，流行于四川地区的牡丹样式则反映了以大足和安岳为代表的南宋石刻造像对于飞来峰汉式造像的影响。相较而言只作为装饰元素有所出现的优钵罗花纹，难以有较明显的体现，可见杭州地区及前汉地造像的影响程度较大，而梵式造像则较小。
受到藏传佛教深远影响的飞来峰造像，梵式与汉梵交融造像为元造像探源、艺术交流提供了依据。同时对于飞来峰汉式菩萨造像加以关注也为汉式造像、汉梵交融造像的研究提供帮助，实际上也弥补了元时期杭州地区菩萨造像的不足，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汉式造像在飞来峰以至于杭州地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