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戒指的出土数量较少且相对集中，在对辽代戒指的整理和发现，可以看出，金银类的戒指，尤其是具有镶嵌工艺的戒指，基本出土于大型墓葬中，可见工艺较为复杂的金戒指面像群众有限并且服务于贵族，同时，戒指的含义较为多层，包含着奖赏、身份象征、神秘迷信色彩、宗教信仰等含义。契丹是一个逐水草而居的民族，与大自然有着极强的依赖性，金银等金属较强的延展性和稳定性迎合了契丹民族这一生活习俗的需求，戒指的出土数量印证了这点，在戒指的造型上，戒指所选取的动物动态是建立在对于动物细致观察的基础之上，这再次印证了辽人本土特色。
民族的交流随之带来的是文化交流和文化的融合。随这契丹民族的不断发展，对于汉人文化的吸收也随之加深，随着佛教的传入，在唐代佛教作为为人所追捧的信仰，在文化的交流中，契丹民族也受到了这一信仰的影响，同时戒指的纹饰上也吸收着唐人纹饰，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本民族特色，变为本我文化。辽人在与汉人的交流并不局限于唐人，与宋人也有着密切联系，在辽代中后期，戒指的纹饰更为简介，富有文人气息，更有梅花这一戒指形象的出现，不仅如此，辽代金银等金属材料有一部分是离不开宋朝的。由此，可以看出辽人的戒指是包含着不同文化特点的，受着唐人、宋人的影响极大。
在宗教信仰上，萨满教作为契丹民族的原始宗教，深入人心，在戒指的形状、光泽和出土墓主人的葬具上我们不难看出这一信仰对戒指的影响。莲花是佛教的代表性纹饰，而佛教也深受统治者的推崇，这一信仰对于戒指的影响也有所体现。
而辽代戒指在受到唐人、宋人文化的冲击下，并未丢失自我的民族特色，而是将其吸收融入本我文化之中，保存着草原民族独有的特色。辽代戒指使得整个草原文明变得更加绚丽多姿大放异彩，更好地去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内在文化与审美,它不但反映了契丹民族爱护大自然的生活态度，同时也反映了民族激烈斗争的自由意志，体现了这个民族巨大的包容性和高度进步的社会文明，在时光的流逝中，这个民族的文化保持着不被时间所淹没的基本特征，是宝贵的，值得现如今的人们所学习的。